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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篱下集》包含了萧乾对人生和社会的理解,沈从文对萧乾关怀备至

发布者: 发布时间:2019-11-23 16:45 浏览量:158

压卷之作《篱下》就是通过环哥的眼光和言行,讲述了母子寄人篱下的世态炎凉。环哥的童真童趣,怎么也难以掩盖下层人生活的无奈和悲苦。《放逐》中的坠儿在生日那天,因为干爹的事情和母亲产生了隔阂,却理解不了忍辱负重的母亲在生活的压力面前的无助和无奈。《雨夕》中的“我”回忆起小时候在田间避雨时的情形,怎么都理解不了磨棚里的长工允许“我们”进棚避雨,却“用滚烫的烟袋锅”将同样被暴雨淋透的“疯妇”驱逐在外。《花子与老黄》中的“我”同样理解不了,一向“仁慈”的母亲,为何无情地将被“我”养的小狗花子咬伤的仆人老黄逐出家门。《俘虏》则描述了倔强的荔子、调皮的铁柱儿,以及小伙伴的游戏生活,充满浓郁的北京风情与童稚乐趣。

沈从文对萧乾厚爱有加,主动提出来,要求萧乾提交短篇小说给他过目。在沈从文的鼓励下,萧乾认真写了一篇短篇小说《蚕》,寄给沈从文。3个月后,这篇小说在当时赫赫有名的《大公报》副刊上发表了。萧乾发现,这篇文章沈从文细心修改过,改正了别字,去掉了虚字,这对萧乾是一个激励,也是鞭策。他后来写道:“但从那以后,我把别字看成鼻尖上的疤,对赘字养成难忍的反感。学着他那简练的榜样,我少用‘虚’字,少说无力的废话。”《蚕》使萧乾一举成名。

萧乾出生于北京东直门一带的贫民区,父母先后早逝,他只能寄居在堂兄家的“矮檐”之下,忍受婶娘的白眼和堂兄的责骂、体罚。童年时的经历成为他日后全部小说创作的诱因。难怪萧乾说:“当我在未名湖畔初拿起笔来创作的时候,我好像在用手感伤地抚摸自己的童年……早年的往事,犹如一碗酸甜苦辣咸的菜汤,有一种难以代替的风味。有时它像是远方吹来的一只儿歌……有时又像是一场噩梦……”《篱下集》包含了萧乾对人生和社会的理解,真实客观地反映了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风貌,给读者带来无尽的思考。

沈从文对萧乾关怀备至,恩重如山。令人感动的是,萧乾在《大公报》副刊当编辑时,以“文学保姆”自诩,努力扶植文学新人,发表了严文井、张秀亚、柳杞、屈曲夫等文学新秀的作品,还用两个专版隆重推出文学新人田涛和陈蓝。这正是对恩师乐于奉献、诲人不倦、提携后辈崇高德行的传承。

而从《篱下集》出版起,萧乾先生正式步入文坛,以后更成为著名的文学家、新闻工作者,并投身中外文化交流,与妻子文洁若翻译了《尤利西斯》等一大批重要的外国文学作品,成为现代文学史、文化史上难忘的篇章。

1931年,萧乾在北京辅仁大学与安澜合编《中国简报》,经国文教师杨振声介绍,去采访沈从文。沈从文十分欣赏他的勤奋上进,并经常给萧乾写信,讨论文学问题,大都以“干弟”相称。一向以“乡下人”自称的沈从文,也希望萧乾保持“乡下人”脚踏实地的精神,“不要相信天才,狂妄造作,急于自见。应当养成担负失败的忍耐,在忍耐中产生更完全的作品。”

书首版权页说明其为“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三月初版”,定价为国币陆角,“外埠酌加运费汇费”,发行人为王云五,印刷所、发行所皆为商务印书馆,地址为上海河南路。方框外左侧还印有一行小字,注明“本书校对者王养五”。另有“版权所有,翻印必究”两行大字,可见执事者明确的版权意识。正文前有沈从文先生的一篇《题记》,实为序言。正文为12篇小说,按“目次”依次为:《篱下》《俘虏》《邮票》《蚕》《放逐》《印子车的命运》《花子和老黄》《邓山东》《雨夕》《小蒋》《丑事》和《道旁》。正文为竖排,版心较大,既具有疏阔之美,亦便于读者眉批。同年8月,商务印书馆推出再版。

1935年7月,萧乾刚大学毕业,也是由杨振声和沈从文联合推荐进入《大公报》编辑文艺副刊,其后兼任旅行记者。沈从文还为萧乾的短篇小说集《篱下集》亲自写了《题记》,满怀深情和赞誉:“他的每篇文章,第一个读者几乎全是我。他的文章我除了觉得很好,说不出别的意见。”更难能可贵的是,沈从文与萧乾联名出版了文艺书信集《废邮存底》,无形中也提升了萧乾的文学地位。

此外,萧乾还在小说中暗含了他“当时对人生的一些模糊看法”。《印子车的命运》中车夫“秃刘”虽未能实现“拥有属于自己的黄包车”的梦想,但其近乎现代的价值观,却值得称道。《邓山东》不仅塑造了一个买卖仁义、心地善良的卖货小贩邓山东,更突显了其身上的一种朦胧的反抗意识。《小蒋》讲述了孤苦伶仃的送奶工小蒋对奶厂的奶羊和洋人爱憎分明的态度。《邮票》则借两名中学生围绕着邮票所发生的故事,从一个侧面反映“九一八”事变所激发的中国民众民族意识的新觉醒。

《篱下集》是现代作家、翻译家萧乾先生的第一个小说集,也是先生的第一本书。1936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,系郑振铎先生主编的“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”第一批之一种,小32开本,布面硬皮精装,带有书衣,总计208页。封面除横排有书名“篱下集”和作者署名“萧乾作”字样外,底端还有商务印书馆的圆形图章,封底也有商务印书馆的英文缩写“CP”围成的、中有一圆形“商”字的菱形出版标记。其扉页也采用横排式,字体均为老宋体,绿色双细线框内,上部标明“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”,中间印了书名、作者署名,底部则书“商务印书馆发行”。

此集中收录的12篇小说,篇幅大多在五六千字左右,早在结集出版前已经在报刊杂志上发表。1933年10月,萧乾在沈从文主编的《大公报·文艺副刊》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《蚕》。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,他又先后在《水星》等杂志上发表了其他短篇小说。1936年,萧乾将其结集出版,取名《篱下集》。

1990年9月,上海书店出版了“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参考资料”系列丛书之“京派文学作品专辑”,主编为姜德明。专辑涵盖了十位京派作家的作品,其中《篱下集》据商务印书馆1936年初版本影印。该版的扉页、目次、正文、开本和页码等均与初版无异,只是改为带黄灰色相间书衣的软皮平装,并将版权页放到了正文之后,定价也变成了三元六角。在该版的《影印说明》中,编者肯定了萧乾作为京派作家的文学史地位及其作品价值:“三十年代的京派文学,是指当时集中在北平的一部分比较接近的创作而言。他们当中有沈从文、朱光潜、俞平伯、废名、凌叔华、林徽音、萧乾、何其芳等人。但是,这并不是一个有完整纲领和严密组织的文学社团。它的成员以学人为主,彼此的思想状况、生活经历却不尽相同。他们的作品,主要表现为淡化文学同政治的紧密联系,在艺术上则追求语言的圆熟和锤炼,强调作品的恬淡和纯朴。”

萧乾之所以采用《篱下集》作为书名,原因不外乎两点,一是因为该集子首部短篇小说即为《篱下》;二是因为“篱下”含有“寄人篱下”之意。在这些短篇小说中,萧乾集中刻画了一大批北京城乡下层劳动人民形象,其中有孤儿、车夫、老仆人、小贩、疯女人等,他们大都过着仰人鼻息的悲惨生活。萧乾之所以钟情于刻画他们的悲惨命运,大概和他本人的早年生活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
事实上,沈从文先生当年在《题记》中对《篱下集》有过很高的评价。他说,萧乾的每篇作品,他几乎都是第一位读者,并直言对萧乾的文章“除了觉得很好,说不出别的意见”。末了,他还殷切地希望萧乾能“永远是个乡下人,不要相信天才,狂妄造作,急于自见。应该养成担负失败的忍耐,在忍耐中产生他更充分的作品”。而刘西渭先生在《咀华集·篱下集》中指出,萧乾有“一颗艺术自觉心,处处用他的聪明,追求每篇各自的完美”,集子中的《蚕》和《道旁》是个“杰作”,《道旁》更是把读者带进“人生的大道”,给人以“十足的喜悦”。虽然萧乾没有沈从文、废名那种乡村经历,但他的第一步确实是从“京派”的文化氛围中走出来的。他是凭着一个城中的“乡下人”的独特身份,从“童年视角”出发,写下了一系列短篇小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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