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谈起刘以鬯,沈寂约请刘以鬯为《幸福》撰稿

发布者: 发布时间:2019-11-23 16:46 浏览量:132

刘以鬯被香港人称作 “老香港”,有香港文坛教父之誉。而他自己则说:“我是上海出生、长大、读书和做工的。”1918年十二月出生在上海的刘以鬯,是典型的老上海了。三十年后的1948年底,他从上海去了香港,定居七十年后终老于斯,当然可称“老香港”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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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始料不及的是,一个香港作家离世,却在内地尤其是上海文学界,引发不小的反响,悼念之文屡见报刊,盖因刘以鬯早年与上海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,他的文学生涯,更离不开上海这片特殊地域的故土。

刘以鬯

刘以鬯回顾自己的创作时说:“我的第一篇小说就是写上海霞飞路一个白俄妓女的故事,那时我才十多岁。”他以小说创作名世,先后出版过小说集二十余部。在浏览他的一些小说篇目时,我忽然想到,刘以鬯写过新诗呀!凭我的记忆,应该在旧刊《幸福》中见过。于是去寻,果然在民国三十六年出版的《幸福》第九期中找到了。他题为《诗草》的诗共六首,最短的才四行,最长的十来行,是名副其实的小诗。一首诗占一个版面,每一版面以整幅艺术摄影作品相衬,真正是诗情画意、相得益彰了。此刊在《编辑后记》中写道:“刘以鬯先生系战时内地《幸福月刊》的主编兼出版者,声誉极盛一时,胜利后拟返沪复刊,惟本社《幸福》捷版先出,刘先生以为尚还可读,自愿贤让。刘先生写一手好诗,经编者索取,赐‘诗草’一束,配制名照,可称杰作。”

提起刘以鬯,恐怕大家并不熟悉,但若提起电影《花样年华》和《2046》,大家都耳熟能详。这两部由王家卫导演的影片,其蓝本的灵感均取自刘以鬯的名篇《对倒》和《酒徒》。刘以鬯一生都在自己喜爱的文学上默默耕耘,然而他却始终自谦地说自己就是个“写字匠”。他被誉为香港新文学的一代宗师,因对香港文学的卓越贡献,特区政府授予他香港荣誉勋章和铜紫荆星章。

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,一是对刘以鬯的诗歌赞赏有加,评价甚高。且看第一首《银河吟》:“晚风跨着宽阔的脚步/绕群屋而舞蹈/有唧唧鹊噪如妇人闲谈/很烦也仿佛遥远/恬静在树下打盹/诗的温存则铺满天穹/是谁又撮了一把星之尘/静静的银河似乎在等明天的云”。还有《Nostalgia(怀 旧)》,只 有 四 行:“那喧扬的大海笑对着暗穹/傍晚的小窗上写着过分的寂寞/曾远眺朦胧的夜雾又吞去点点风帆/是多少征人的眼泪凝结成孤独”。这样的诗句,即使过了七十多年的时光,今天读来也不失为上乘的抒情短诗。二是透露出一种“不打不相识”的隐情,即沈寂与刘以鬯交谊的缘由。主编《幸福》的沈寂,时年仅22岁,创刊即声誉远播,广受读者好评,首印六千册一销而光。此刊恰巧被从大后方重庆返沪,在《和平日报》主编文学副刊的刘以鬯看到,他便托报社主编影剧副刊的同事钟子芒转告《幸福》主编沈寂,说他在重庆早已办有同名刊物,有出版的许可证,并打算一俟抗战胜利,就将刊物迁沪继续出版。沈寂明白了,按当时的有关规定,刊名一经批准,就如同商品有了专利权,他人不可再行使用。沈寂立即在第二期作出了改名“声明”,行动之快,可以看出,当时虽然还没有《版权法》,但文化人是非常重视出版规则的,一遇重复“撞车”,立刻改正,绝无二话。从第一年第三期起,《幸福》改为《幸福世界》。

刘以鬯1918年12月生于上海,从小就对文学产生了强烈兴趣,广泛的阅读让他打下很好的文学底子。早在大同大学附中读初中时,刘以鬯就常常在壁报上发表短文,他参加了叶紫组织的“无名文学社”和盛马良的“狂流文学会”,这些文学活动在他心里埋下了早期的文学种子,他开始尝试创作。

为什么会在最后五期中又恢复《幸福》刊名,此仍与刘以鬯有关。刘十分关注沈寂办的《幸福世界》,觉得比他在重庆办的《幸福》质量好,遂主动提出,放弃《幸福》迁沪的打算,并将这一想法很快托人转告沈寂,让沈继续大胆地把《幸福》办下去,不用改刊名了。闻此沈寂感恩不尽,即往忆定盘路559弄刘家花园洋房拜访刘以鬯。沈比刘小六岁,两人却一见如故,相谈甚欢, 《幸福》从改为《幸福世界》,到再改回《幸福》,体现出文化人的谦谦之风,从此两人成为同好知己。沈寂诚邀刘以鬯为《幸福》撰稿,刘一口应诺。不久,《幸福》上接连刊出刘以鬯的中篇小说《失去的爱情》和《露薏莎》,更是隆重推出组诗《诗草》。本来,可能引发一场纠纷的版权之争,最终却“化干戈为玉帛”,堪称文坛佳话。

1936年,年仅16岁的刘以鬯创作了小说处女作《流亡的安娜·芙洛斯基》,同校学长华君武还为他画了插画,这篇小说发表在同年5月出版的《人生画报》第2卷第6期上。1937年,刘以鬯中学毕业后考进了上海圣约翰大学,主修政治学,副修历史。1941年,大学毕业的刘以鬯本来准备在父母安排下赴美留学,因太平洋战争爆发,日军开进租界,刘以鬯只身逃离上海到了重庆。在重庆的一个偶然机会,他到《国民公报》编副刊。

那时,沈寂写小说《盐场》,描写的是浙东盐民受盐商和官府剥削而引起反抗的故事,每天千字连载半个月后,却被当局勒令停止连载,主编报纸副刊的汪霆因此愤而辞职。此书写完后,没有一家出版社敢承印。刘以鬯以父亲刘怀正命名的“怀正文化出版社”出版了此书,也因各书店已接到通知,《盐场》禁止销售,致使刘以鬯的出版投资血本无归,蒙受损失,只得将几百本余书送给沈寂。沈寂深表歉意,刘以鬯却宽慰他:“自家朋友,不用见外。”由于形势越发吃紧,刘以鬯只得关闭出版社,远走香港。从此,他与沈寂相隔千里,音讯中断。

抗战胜利后,刘以鬯回到上海创办怀正文化社,出版了《风萧萧》,这本书一年内连出三版,销量不俗。之后,怀正文化社又接连出版了施蛰存、戴望舒等人的作品,为战后文化事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,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有意义的一页。

本来,事情到此可划句号。可是,因《盐场》一书,使沈寂“峰回路转”,改变了他此后的人生轨迹。《盐场》在上海受禁不能公开发售,却进入了香港。香港永华电影公司老板李祖永在书店发现了沈寂的《盐场》及另一部小说《红森林》,喜上眉梢,立刻聘沈寂为永华公司电影编剧。一九四九年底,沈寂携新婚妻子赴港履新。

1948年,刘以鬯从上海来到香港。在香港的数十年里,他先是为《香港时报》编副刊,此后,又先后担任《星岛周报》执行编辑和《西点杂志》主编。1952年,他应聘到新加坡担任《益世报》主笔兼编副刊。数月后,报纸因销路不佳而停刊。恰好吉隆坡《联邦日报》请他去当总编辑,于是他又到了吉隆坡。一年后,因《联邦日报》竞争不过《中国报》,他又从吉隆坡回新加坡,先后担任《中兴日报》等几家报纸的总编辑。1957年,他重新回到香港定居。之后,刘以鬯重入《香港时报》主编“浅水湾”副刊,该刊主要译介当时西洋前卫文学和美术,鼓励创作,提倡现代主义,成为当时香港现代派文学的主要园地之一。

故事还在延续,此次的起因仍是《幸福》杂志。沈寂到了香港,在为永华等电影公司编写剧本的同时,念念不忘昔日老友刘以鬯,并很快与时任《香港时报》副刊编辑的刘以鬯取得联系,力邀刘来家做客,一叙旧情。在品尝了沈太太的烹饪手艺后,刘高兴地表示以后会常来,多享受家乡的美味。由此可见刘以鬯的桑梓之情。交谈间,刘以鬯鼓励沈寂,把《幸福》在香港复刊。这样,依靠在港的徐訏、马国亮等上海作家的大力支持,《幸福》迅速复刊。可惜最终因资金被人卷走,刊物出版到第六期不得不停刊。

当时,香港工资很低,刘以鬯每月的薪水仅够付房租,为了应付日用开销,他不得不大量写作。晚年忆起这段往事,刘以鬯这样说:

1952年,因永华公司拖欠员工薪金,沈寂被选为代表与公司谈判,被公司开除,并被港英当局无理驱逐出境。从此,他与刘以鬯天各一方,再度失联。又过三十多年,直到1985年,刘以鬯在港岛创办了第一份纯文学刊物《香港文学》,提倡和坚持严肃文学的创作。他主动与上海沈寂取得联系,力邀其为刊物写稿,沈即在该刊发表了《红缨枪》等小说。《香港文学》在刘以鬯主政期间,不仅发掘和培养了香港不少本土作者,还广泛联系上海等内地作家,推动了内地与香港的文学交流,功不可没。沈寂曾说:“以鬯先生对于中国文学事业的贡献,在我的老友中无人可及。”

我是1948年由上海到香港游历的,后因社会局势发生巨大变化,钱也用完了,回不去了,全靠一支笔在香港谋生、立足。既编报纸,又是作者,每天至少要写七八千字,多达一万二千字。高峰时同时为十一家报刊写专栏。每天傍晚有的报馆来人取稿,有的是我雇人送稿,太太帮我打理这些琐事,我们忙得很。

刘以鬯还在编撰香港文学史料时,专门写信来请沈寂提供其在香港主编《幸福》的详细情况和资料,要让这一史料在香港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一笔。而在上海,有出版社编辑找到沈寂,请他推荐海外华人作家的作品,沈寂毫不犹豫地将刘以鬯于四十年代在上海《幸福》上发表的《失去的爱情》《露薏莎》等小说,汇编成小说集《过去的日子》出版。这是刘以鬯离开上海六十年后,在故乡第一次出版文学作品集,令他兴奋之情溢于言表,在给沈寂的信中写道:“我同意书名《过去的日子》,这篇小说有我的身影。此书能出版,全仗大力促成,隆情厚谊,至深感铭。”沪港两地的作家,同声相求,惺惺相惜。

刘以鬯对待自己作品非常严厉的,没有把他写过的流行小说出成单行本。刘以鬯坦言,许多文字都被他当“垃圾”淘汰掉了。他写了一生,只出版了两个长篇《酒徒》和《陶瓷》,四个中短篇集子和三部评论集、翻译作品。

可惜的是,刘以鬯那个年代的上海作家朋友如施蛰存、姚雪垠、柯灵、秦瘦鸥等,均已先他而谢世。三年前,专写老上海题材的沈寂先生亦归道山。其生前对我讲述的关于他与刘以鬯交往的轶事,当是十分珍贵的文坛史料了。

每次谈起创作理念时,刘以鬯都说自己写小说主张“探求内在和真实”。有人请教他关于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问题时,他说是平等的,纯粹是个人所爱不同。他还以自己的创作为例:“我写小说分两类,一类是娱乐他人,一类是娱乐自己。娱人的作品,是为稻粱谋,求生存,不避俗;写娱己的,要有新追求,有创造性。”

半个多世纪的文学道路上,他不断追求探索、突破创新。1963年出版的《酒徒》被称为中国当代第一部意识流小说。在小说中,刘以鬯对西方意识流手法做了中国式的改造,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一个酒徒,书中贯穿着“醉”与“醒”两重结构。醒时主人公是理性的,书中的情节由此而得到交代;“醉”时主人公是失常的,他内心的意识流动合情合理。这样的写作方式,让读者既明白情节,又感受到人物内心。

《酒徒》之外,刘以鬯又对现代小说形式进行了大胆创新,其中一些小说因为被改编成电影而名声大噪。有香港媒体报道过,因为看了《酒徒》,导演王家卫去拜访刘以鬯,刘以鬯赠他一本《对倒》,王家卫被《对倒》深深折服,于是才有了《花样年华》的故事。

2013年,刘以鬯回忆道:“他们拍戏时,曾经叫我去看情况,其实是想让梁朝伟看看他饰演的刘以鬯本人是怎样的。”《花样年华》杂糅了《酒徒》与《对倒》,在《花样年华》中,男主角周慕云是一位南下的小说家,这个身份就取材自《酒徒》,而周慕云与苏丽珍的内心焦灼,则神似《对倒》里的淳于白与亚杏。

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,受商品经济和消闲读物的冲击,香港文坛面临危机。1985年1月,《香港文学》创刊,刘以鬯应聘担任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。他希望《香港文学》除了能够产生较深远的影响外,还能在维持联系中产生凝结作用。他想凭借自己的力量重振香港文坛。于是,刘以鬯重新集聚了香港文坛各路兵马,无论是老年还是青年,无论是本土作家还是南来作家,多数都能在《香港文学》发表作品,由此形成了文学回流。他说:“这本杂志不属于任何小圈子,园地绝对公开。”

当时,刘以鬯还特意请台静农先生为刊物题写了刊名。为了办好这本杂志,他停写了手头全部正在连载的小说,全力以赴。因为《香港文学》人手少,刘以鬯又一人承担起了组稿、审稿、改稿和发稿等一系列工作。他审稿认真,一丝不苟,经他修改过的稿件,有的看上去满篇通红。刘以鬯认为,办好《香港文学》杂志比写流行小说有意义得多。

凭借着这种精神,《香港文学》不但接续了香港文学的命脉,也创造了二十世纪80年代以后香港文学的新生命。一方面,刘以鬯作为南来作家,他很重视衔接中国现代文学传统,仅1985年,《香港文学》就刊载了“戴望舒逝世三十五周年纪念特辑”“郁达夫殉难四十周年纪念特辑”等中国现代文学纪念专辑;另一方面,刘以鬯作为香港作家,又非常重视香港文学学科,发表了大量的香港文学报刊史料及评论。刘以鬯还邀请众多香港早期报刊的创建者回顾历史过程,其中也包括对于文学团体、文学奖项的回顾等。刘以鬯是在有意识地建构香港文学史。

值得一提的是,《香港文学》一直以大量的篇幅关注中国内地之外的华文文学,刊登了中国台湾、中国澳门及其东南亚、北美、欧洲等地的华文文学,在世界华文文学的体系构造中,确定了香港文学的定位。香港文学界人士谈到刘以鬯无不肃然起敬,尊称他为香港文坛的一代宗师。

晚年,刘以鬯一直笔耕不辍,他思维敏捷,谈锋甚健,记忆力惊人。他不遗余力地扶掖后进,除了努力发现、培植文学新苗,还积极鼓励、指导中青年作家,他为香港文学的发展繁荣作出了特殊的贡献。人们普遍认为,就其著作成就和对文学事业的贡献而言,他已超越国界,是世界华文文学的杰出代表。

2018年6月8日,刘以鬯先生逝世,而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联合制作的题为“百年巨匠——刘以鬯”的纪录片,正是对他一生的最好诠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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